学生在学完本课时应该：

(1) 弄懂启蒙主义运动如何取代了带有人理性成分的敬虔智慧。

(2) 看到启蒙主义哲学在法国大革命当中的果子。

(3) 厘清虔信主义对理性主义的回应有哪些长处，有哪些弱点。

(4) 欣赏莫拉维亚弟兄会对宣教的影响。

(5) 认识到循道宗复兴的影响，以及发生在英国和美国的大觉醒。

我们在这一课中要看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这一阶段的历史。我们要看两个彼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发展脉络。

首先，人的理性对许多人而言变成了终极权威。这一阶段通常被称为“启蒙主义运动”或“理性时代”。可实际上，更为合适的称呼应该是“理性主义时代”。基督徒一直重视理性，可在启蒙主义运动期间，理性对许多人而言变成了唯一权威。

理性主义时代催生了世俗化哲学，即否认上帝的哲学，至少它认为上帝存在与否不重要。启蒙主义运动以人的理性来代替上帝的智慧，为十九世纪末横扫欧洲的社会动荡、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政府、以及到二十一世纪仍在影响世界的令人绝望的大部分局势奠定了基础。

其次，在这些年间，复兴横扫英国和美洲殖民地。这次大复兴的结果是，现代宣教运动诞生了。英国和美国社会被转化了，个人属灵生命的活力再度焕发起来。

本杰明·富兰克林在临终前不久写的一封信中描述了他的宗教信仰状况。富兰克林不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在这封信结尾处写道：“依我看，只要【基督信仰】有好结果，那它就没什么坏处。”在富兰克林看来，基督教是不是真理不重要。只要基督教能使人们有好行为，那就好。

本杰明·富兰克林代表着理性主义和启蒙主义运动的精神。在启蒙主义运动期间，许多哲学家要么否认上帝的存在（无神论），要么认为上帝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毫不相干（自然神论）。这两种信念都使得上帝在人的生命中无足轻重了。

早在中世纪以及接下来的改教运动期间，理性都很重要。然而启示才是最终权威。列位改教家让我们看到，圣经是上帝的启示，是有权柄的。理性帮助改教家理解上帝的真理；但理性与上帝的真理并不矛盾。

在启蒙主义运动期间，这个平衡发生了变化。理性完全取代了信仰成了最终权柄。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说的那样，基督教挺好的，因为它能改善我们的行为，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在启蒙主义思想家看来，基督教并不关乎十字架、作门徒，也不关乎顺服上帝的权柄，基督教只是改善你在世界上生活质量的工具而已。

理性主义根植于文艺复兴（1300–1700）

在十六和十七世纪，人们开始有兴趣研读圣经，与此同时，也有人开始有兴趣阅读古希腊人的作品。伊拉斯谟引介了希腊文新约圣经，他也再次引介了希腊古典文学的研究。

这段历史被称作“文艺复兴”。“文艺复兴”这个词的意思是“重生”。它并不是指具体的起止日期，而是指一种思考方式或哲学运动。我们在这两个世纪中看到人们对古代哲学和文学的兴趣重生了。

文艺复兴和改教运动发生在同一个历史阶段，但两者对人的看法截然不同。在改教家看来，人是堕落的，人最大的需要是上帝的恩典。而在文艺复兴的哲学家看来，人有着无限的潜力，人最大的需要是教育。

在文艺复兴思想家看来，人是最终的权威。笛卡尔（1596 – 1650）把这个做法人格化了。为了找到不可否认的真理，笛卡尔决定怀疑一切，可他无法怀疑他自己的存在。从这个真理出发，他推论到一切其他真理，包括关于上帝存在与否的真理。

笛卡尔找到了上帝存在这个真理，然而他得出这个结论的方式却与改教家截然不同。对于改教家来说，上帝之道是终极权威；可对于笛卡尔以及其他文艺复兴的思想家来说，上帝之道也需要人理性的确认。这标志着一个新的权威观。人的理性成了终极权威，上帝的启示则不是。这一全新的理解为后来否认上帝之道的哲学家奠定了基础。

启蒙主义运动（1650–1800）

十七世纪晚期，伊萨克·牛顿发表了一部专著，他在这部专著中解释说，万有引力是宇宙间运动的基本原则。牛顿的研究工作催生了长达一个世纪的科学进步。对于牛顿的新发现以及这个全新的科学世界，人们持两种反应。

对于牛顿的新发现，信徒的反应是试图把理性和信心调和起来。基督徒明白，上帝通过两个渠道向人说话，一个是圣经，另一个是自然界。自然界是上帝启示的一个来源。诗人曾写道：“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然而，上帝之道才是终极的启示。诗人接下去继续写道：“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1]

基督徒既重视信心，也重视理性，而怀疑论者则单单诉诸理性，把理性看成是真理的源头。怀疑论者决定说：“既然我们可以凭着人的理性理解自然界，我们就不再需要圣经了。”在启蒙主义思想家看来，圣经不再重要；为了探寻真理，单有理性就够了。

最早的启蒙主义哲学家仍然承认他们是信仰基督教的，但他们只在能为人理性所证明的范围内接受基督信仰。比如，最重要的一位启蒙主义思想家约翰·洛克（1632-1704）就是这样。洛克从未否认基督教，但由于他抛开了启示，只把基督教限制在能为人理性所证明的原则内，他为下一代完全否认基督教本身的思想家预备了道路。

到十八世纪的时候，法国自然神论者教导说，就算是上帝存在，他也不是圣经中启示的那一位。自然神论者把上帝描述成一位“钟表匠”。他创造了这个世界，随后就离开它，让它自行运转。他们声称说，圣经中所记载的神迹（包括复活）都是后来的圣经作者杜撰出来的对圣经的扭曲。圣经不再被看成是上帝的启示。

在伏尔泰（1694-1778）的带领下，自然神论者企图以人的理性来取代圣经的启示。1755年发生的一场地震几乎毁掉了里斯本全城，随后，伏尔泰写了《老实人》这篇小说，嘲讽相信圣经所启示之上帝的信仰。自然神论者坚持说，上帝创造了世界，随后离开它，让它自己管理自己。

启蒙主义哲学家也声称说他们在探求“真理”。然而，他们从一开始就在否认基督教教义的前提下来定义真理。他们坚持说，“真理”一定要撇开上帝，并以人的标准来证实。

比如，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1711–1776）拒绝相信神迹。他声称说，我们无法证明新约所记载的神迹确曾发生过，那么相信它们就是不理性的。圣经本身不再是充分的权威。圣经启示被否认了，它不是任何信念的充分证据。哪怕是有历史证据支持复活，这类历史证据也都被忽视了。

在实际效果上，启蒙主义运动认为，圣经是不可靠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因而拒绝考察任何支持圣经的历史证据。启蒙主义运动催生了一个新世界，在这个世界，基督信仰只有在被限制在个人信仰的范围内时才可接受。信仰不能影响一个人的公共行为。在私人信仰和公共“理性”之间于是出现了一堵无法逾越的墙垣。

……从那时到现在……

启蒙主义思想至今仍很流行。许多人都接受这个启蒙主义原则，即“私人信仰不应该影响公共行为”。比如：

• 在美国，许多自称是基督徒的商人都承认，他们的商业决策不应受到宗教信仰的指导。
• 在中国，有一位政府官员对我说：“我们允许人民充分享有宗教自由——只要你不向别人分享你的宗教信仰就行。”

► 在你的社会里，人们对圣经的权威给予多大的尊重？在你的社会里，宗教信仰与公共生活是如何彼此区分的？启蒙主义思想是否仍在影响着文化？作为基督徒，你如何回应这些思想？

法国大革命（1789）

人想要撇开上帝来管理这个世界，其结果就是混乱。在启蒙主义运动中，像伏尔泰和大卫·休谟这类人试图营造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他们的确营造了一个人类撇开上帝律法来自行经营的世界。

他们的哲学带来了什么结果呢？我们可以从发生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看到启蒙主义运动的果子。1789年7月14日，一群暴民聚集在巴黎巴士底监狱外面。革命领袖告诉暴民说，这所监狱关押着因捍卫自由而被逮捕的爱国者。

巴士底监狱的典狱长不愿意让狱卒冒丧命的危险，他于是同意，如果他和一百一十名狱卒获准安全撤离的话，他愿意交出监狱。不想暴民却杀害了典狱长。及至他们打开了牢房，他们发现了真相。巴士底监狱关押的哪里是什么爱国者？监狱里只有七位囚犯，其中有五位是正常地罪犯，两位疯子。

“巴士底监狱的风暴”彻底暴露了法国大革命的失败。法国大革命发生于美国革命十年以后，许多人希望法国大革命可以给法国带来同样的自由。不想革命却带来了恐怖的统治，四万人丧生。

法国大革命的领袖都是一些极为仇视基督教的人。有三万名神甫被迫隐藏起来，革命者发布了一份新日历，删除了与宗教有关的一切节日标记。教堂被改建成“理性的庙堂”。巴黎圣母院的圣坛被转变成饰演“理性女神”的女演员的宝座。

1799年，拿破仑·波拿巴镇压了革命，1804年，拿破仑称帝。大革命遂告失败。

到底发生了什么？法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它并非根植于依据圣经对人权的尊重，而是根植于忽视上帝的启蒙主义哲学。在法国大革命中，人得到尊荣，这正是它赖以建立的基础，而他们并没有尊崇上帝。它可谓是启蒙主义运动的高潮，标志着理性主义的彻底失败。

[1] 诗19：1，7。

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基督徒需要决定该如何对理性主义的要求做出回应。当时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坚持说基督教只不过是神话，面对这样的社会氛围，基督徒该如何保持信仰呢？

对理性主义的一个回应是在个人信心和思想之间构筑起一道墙垣。这是当时许多基督徒的回应，他们就是人们所知的敬虔主义者。敬虔主义者坚定地认为，“活泼的信心”要比教义更为重要。他们看重“心灵的宗教”，而不太看重有组织的教会构架和理性问题。

德国敬虔主义的发展回应了两个问题：

1. 到十七世纪的时候，改教运动的那种转变生命的信心所剩无多，代之而起的是空洞的宣信。而所谓信基督教只不过是成为国家教会的会员而已，至于是否与基督有个人层面上的关系则不那么重要。路德宗的教会在教义上仍很正统，但却丧失了改教运动早期的那种活力。这样一来，在许多人看来，十七世纪的更正教比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也好不了多少。两者都成了空具外表的仪式。敬虔主义者试图使基督徒再度有活泼的信仰经历。属于一个教会还不够，教会的每一位成员都必须在个人层面上有信心的经历。
2. 后来，随着理性主义哲学的传播，敬虔主义允许基督徒回撤到个人信仰的领域，借此忽视理性主义对圣经真理的挑战。敬虔主义者定意保持个人信仰，同时对自然神论者和无神论者的攻击大多采取忽视的态度。

腓利·雅各·施本尔（1635–1705）

腓利·雅各·施本尔是德国法兰克福的一位路德宗牧师。他发现在城中宣告信仰基督的人中，很少有过敬虔生活的，他于是开始宣讲悔改与作门徒的信息。许多教会成员听他讲耶稣的登山宝训，就归信了，这在他们的生命中还是第一次。他们从前已经宣称自己是信基督的，可他们从未体验过新生的现实。

这些新归信的人开始每个星期在施本尔的家里聚会，查考圣经。有人嘲笑这个聚会，说它是“敬虔者的聚集”，并且把那些来聚会的人说成是“敬虔者”。这就是敬虔主义的起始点。

施本尔提出了六点改革主张。这些主张也成了敬虔运动的要点。施本尔提出说：

1. 在基督徒中间应该更多使用圣经。
2. 应该恢复“所有信徒的祭司职分”。
3. 基督教不应该只是知识，基督信仰应该从信徒的日常行为中看出来。
4. 基督徒在讨论教义争端时展现出爱。
5. 培训牧师不应该单单为了让他们获得学术知识，还要为了让他们有圣洁的生活。
6. 牧师在讲道时要触及平信徒日常生活的需要。[1]

你或许已经看到，这几点主张回归了早些年间的路德提出的主题。敬虔主义者力图把路德宗信仰带回到它所强调的真实属灵生活的轨道上去。

奥古斯特·赫尔曼·弗兰克（1663–1727）

腓利·施本尔努力推行改革，其中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在柏林附近的哈勒建立了一所大学。创建这所大学就是为了展现在培训牧师的工作上如何把敬虔主义付诸实践。

1691年，奥古斯特·弗兰克被任命为哈勒大学的希伯来文和神学教授。弗兰克于是成为敬虔主义运动的领军人物。他继续推广腓利·施本尔所传讲的个人归信和作门徒的信息。他在大学任教，同时牧养城中的一所教会。哈勒于是成为敬虔主义运动的中心。

弗兰克像后来的福音派信徒一样力图在实际生活中活出信仰。他为穷人创办了一所学校。建立了一所孤儿院和医院，为寡妇建房子，并且组建了一家圣经印刷公司。1705年，弗兰克的一位跟随者巴多罗买·齐根巴格成为去印度宣教的第一位宣教士。

亲岑道夫伯爵（1700–1760）和莫拉维亚人

莫拉维亚人的历史可回溯至约翰·胡斯的跟随者波希米亚弟兄会。莫拉维亚人常常受逼迫，并因而被迫离开波希米亚的家园。1732年，有一群莫拉维亚人投奔到尼克劳斯·路德维希·冯·亲岑道夫伯爵那里，寻求庇护。[2]

亲岑道夫出生在哈勒的一个敬虔的家庭，深受奥古斯特·弗兰克的影响。 他的家人曾期望他像他父亲一样在政府里任职。但他在政府工作不久就辞职了，并且购买了一处田庄。 这处田庄成为莫拉维亚人的家园。亲岑道夫不久也成为这个名为赫恩哈特的社群的领袖，赫恩哈特的意思是“主的守望台”。

赫恩哈特一开始只有十位难民，几年之内，其人数就增加到三百多人。这些信徒力图过简单、敬虔的生活。亲岑道夫坚持说，圣洁的生活一定要在和其他信徒在一起的环境下来过，他下一代的约翰·卫斯理和二十世纪的迪特里希·朋霍费尔也持这样的看法。亲岑道夫曾说：“没有社群，就没有基督教。”约翰·卫斯理后来也说过类似的话：“一切的圣洁都是社会意义上的圣洁。”基督徒一定要生活在群体中。

莫拉维亚人的几个特征：

敬虔主义者坚持说，人应该从内心深处真正归信。莫拉维亚人也持有这样的信念。莫拉维亚人也像敬虔主义者一样珍视个人经历，认为个人经历比信条告白更为重要。

莫拉维亚人极为重视祷告。1727年5月12日，星期三，莫拉维亚人在祷告会中经历了圣灵的浇灌。同年8月，他们开始二十四小时的祷告守望，这个祷告守望，持续了一百多年。在祷告守望开始六个月后，就有二十六位年轻的莫拉维亚人投身宣教。彼时，更正教信徒尚不知海外宣教为何物。

我们在研究十八世纪晚期普世宣教运动的传播时，要记得莫拉维亚人的祷告在这些年间仍在继续。普世宣教是从祷告中生发的。

莫拉维亚人是十八世纪中期最有宣教心肠的基督徒。有些最早的更正教宣教士是由莫拉维亚人差派的。

[1] 这六点主张取自马可诺尔所著的《转折点》一书英文版(MI: Baker Academic, 2012)第224 – 225页，略有改编。

[2] “我只有一分激情。那就是他（耶稣），此外再没有别的”——亲岑道夫

1731年，亲岑道夫伯爵参加了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六世的加冕礼。他在丹麦遇到了格陵兰岛的两位土著人和来自西印度群岛的一位非洲人奴隶。这些人在丹麦第一次听到了基督的名并归信了，他们请求他差派宣教士去他们的家乡宣教。次年，莫拉维亚人差派了两位宣教士去维尔京群岛。

这件事成了更正教第一次大规模宣教努力的起始点。在十八世纪，莫拉维亚人差派了三百多位宣教士去加勒比海地区、格陵兰岛、非洲、锡兰（斯里兰卡旧称）、阿尔及利亚和南美洲等地宣教。

莫拉维亚人大多来自工人阶层，尤其是手艺人居多。（去维尔京群岛的头两位宣教士是陶匠列奥纳多·波特和木匠大卫·尼茨曼）。莫拉维亚人宣教士像保罗一样算是“织帐篷之人”，自给自足。他们到宣教工场后把手艺教给当地信徒。这样，他们既服事到当地人的属灵需要，也促进了本地的经济发展。

莫拉维亚人的宣教努力包括：

• 1733年–去格陵兰岛宣教。
• 1736年–去俄罗斯北部的涅涅茨人中间宣教。
• 1738年–乔治·施密特在南非的科伊科伊族人中间工作。
• 1740年–大卫·蔡斯伯格在格鲁吉亚的克里克人中间工作。
• 1771年–莫拉维亚人在拉布拉多的爱斯基摩人中间建立起宣教工作。

莫拉维亚人相信每一位基督徒都是传福音之人。他们并不区分谁是在故乡作见证的，谁是去海外作见证的。他们期待每一位信徒都参与到完成大使命的事工中。有一位历史学家曾说：这么多莫拉维亚人走上宣教之路，“并不令人吃惊”。[1] 据有些学者估计，每六十位莫拉维亚人就有一位宣教士。[2]

莫拉维亚人致力于宣教，也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他们差派到圣托马斯的头十八位宣教士有九位在六个月之内丧生。他们差派到圭亚那的一百六十位宣教士有七十五位死于热带热病和中毒。这也没什么不平常之处。莫拉维亚人为了把福音传遍各处早已甘愿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1] 见拉尔夫D.温特（Ralph D. Winter）在他所著的《普世宣教运动面面观》（Perspectives on the World Christian Movement (CA: William Carey Library, 1999)）第275页引用A.C.汤普森（A.C.Thompson）的文字。

[2] R见露丝A.塔克（Ruth A. Tucker）所著的《从耶路撒冷到伊里安查亚》（From Jerusalem to Irian Jaya.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4)）一书的97-113页。

敬虔主义的影响

尽管敬虔主义运动肇始于德国，但它却对全世界带来了深远影响。敬虔主义通过约翰·卫斯理和乔治·怀特菲尔德对后世的福音派教会带来了重大影响。敬虔主义者做出了诸多贡献，其中包括：

• 强调真正归信
• 回归宣讲真道，把它看成是崇拜的焦点
• 强调平信徒的属灵生命建造，而不是仅仅关注教会带领人
• 热心宣教

或许，敬虔主义最大的危险就在于它强调情感而排斥理性。敬虔主义者很少正面抗击世俗主义的传播。他们着眼于个人信仰，却忽视周围世界的演变。此后的福音派基督徒有时也遵循同样的趋势，没能把福音信息与他们所生活的世界建立起关系。

敬虔主义最好的一面是它强调“心灵的宗教”，并从而影响了约翰·卫斯理的个人归信和得救确据的信息。它的最不好的一面恰恰在于它强调情感，并因而把对教义的理性理解同个人经历分离开来。

十九世纪，德国自由派神学家士莱马赫论述说，宗教只不过是感觉而已，没有历史和理论基础。这一论调就是人们所知的“浪漫神学”。而士莱马赫为了支持他自己的教导而采用的论点就是取自敬虔主义。依浪漫神学的说法，宗教基本上不是教义上是否正统的事，也与正确行为无关，而主要是那种依靠上帝的“感觉”。依浪漫派神学家的说法，无论耶稣基督的受死与复活在历史上是否实有其事，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这个故事在信徒心中营造的感觉。这一点让我们看到，把教义同经历分离开有多么危险。

► 我在前文中曾请你讨论启蒙主义思想对你所在的文化有何影响。现在讨论一下你对这些思想有何回应。敬虔主义者对理性主义的回应有什么益处？有什么危险？

十七世纪，清教徒试图通过政治手段来改革全国的教会。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美洲殖民地，清教徒都试图建立起一个“圣洁的联邦”。到了十八世纪，福音派基督徒在教义上也持有清教徒的信念（人是有罪的、基督的死完成了救赎、凭恩典得救），但他们并不热心参与政治。福音派基督徒也不像敬虔主义者那样躲避政治，他们的主要目标是使失丧的人归信耶稣。我们可以从美洲殖民地的大觉醒和英国的循道宗大复兴看到福音派的起始点。

美洲大觉醒

1630年代，有大约两万名清教徒从欧洲移民到马萨诸塞湾殖民地。这些清教徒试图建立起一个基督教的政治体系。公民契约依据圣经原则立法，而且只有教会成员享有选举权。

有许多第二代清教徒无法为自己是否确切归信给出见证。1662年，各教会施行了“半路契约，允许无法证明自己是否归信的那些人有部分成员资格，也允许未归信之人参加公民事务。等到1691年，公民即或没有教会成员身份也可以参加选举了。这样就有了两类清教徒：一类是“属灵的清教徒”，也就是那些忠心服侍上帝的清教徒，另一类是“属世的清教徒”，就是那些不能证明的自己的属灵经历却保持着公民和社会身份的清教徒。

1720年，荷兰改革宗牧师提奥多J.弗林海森开始在新泽西州宣讲复兴的信息。新泽西州的各个教会开始经历一场全新的圣灵运行。不久，威廉·腾南特在新泽西州建立起的一所小规模的学校（持怀疑论的学者称之为“圆木学院”）开始有致力于教会复兴的传道人毕业。[1] 又过了很短一段时间，复兴扩展到弗吉尼亚州和南北卡罗莱纳州各处的长老会和浸信会会众中间。

几年以后，1734年，约拿单·爱德华兹在马萨诸塞州北安普顿讲道，北安普顿于是也经历了复兴。爱德华兹算不得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传道人，但上帝却使用他把复兴带到新英格兰各处。他在一系列的讲道中警告会众不要陷入“属灵迟钝”的光景中，随后上帝开始把复兴带到新英格兰。

至于约翰·卫斯理，他本人在奥德门经历复兴几个月之后，开始去乡间布道。在这几个月里，他读到了约拿单·爱德华兹对新英格兰复兴的记述。这份记述（《上帝之奇异工作实录》）极大地影响了卫斯理。他开始渴望看到在英国也有这样的复兴发生。美洲的大觉醒对英国循道宗的复兴于是也带来了影响。

随后，1739年，乔治·怀特菲尔德来到美洲。在那里有成千上万的人听他的户外布道。怀特菲尔德从南边的佐治亚州一路讲到北边的纽约州。他来到约拿单·爱德华兹的城市北安普顿讲道，同时激励爱德华兹把复兴信息带到其它城市。到1741年，新英格兰的大部分地方都受到了复兴的撼动。

复兴效果卓越。单单在1740和1742年之间，美洲殖民地各处教会就增加了至少三万名会员。有九所专门培训牧师的学院成立。前线被福音化。这一波在美国本土的宣教外展事工为后来发生于十九世纪的普世宣教运动奠定了根基。

英国的循道宗复兴

十八世纪的英国教会是极为需要复兴的教会。英国教会从清教徒手上再度攫取了政治权力。其他教会（浸信会、会众制教会、长老会）都需要有特别的许可证才可以举行崇拜聚会。只有安立甘会掌握政府机关。英国教会在政治上强大无比，可在属灵上却空洞无物。[2]

而安立甘教会也分成两派。加尔文派看不到在教堂大墙之外广传福音的需要，因为上帝已经凭着他的主权拣选了得救之人。阿米尼乌斯派也已经扭曲了阿米尼乌斯原初的教义，把它变成通过善行和道德努力来得救的帕拉纠主义。

自然神论也给安立甘教会带来影响，乃至在大多数安立甘教会中只能听到很少的福音信息或根本听不到。“自由主义者”看重行为合宜、谦恭有礼，但他们并不期待内心发生转变。他们谴责“热忱”，在他们看来，只要在敬拜和讲道时表达出任何情感都属该被谴责的“热忱”。

卫斯理兄弟俩都是在安立甘教会长大的，都上的是牛津大学，并且都是在英国教会被按立为牧师的。自从他们二位在1738年经历了信心的确据后，他们的讲道也与从前大不一样了。约翰和查理兄弟俩和牛津大学圣洁协会的另一位成员乔治·怀特菲尔德开始传讲因信称义和得救确据的信息。

1739年，怀特菲尔德开始在布里斯托尔附近的田间布道。不久，他又劝说约翰·卫斯理来效仿他。一开始，卫斯理认为布道应该在正式的教堂里进行。后来，他看到了那些很少踏足教堂的煤矿工人对户外布道做出的那种反应，他很吃惊。约翰于是开始在英伦诸岛各处户外布道，直至离世。他骑着马共旅行了四十多万公里，讲了四万场道（平均下来，他在五十年间，每天至少要讲两场道）。[3]

一开始，卫斯理兄弟俩都不想脱离英国教会。然而，因听他们讲道而归信的信徒大多是社会底层人士，他们发现自己在当地安立甘会的教区教堂中不受欢迎。循道宗社群于是成了他们的属灵家园。

随着信徒人数增多，约翰·卫斯理发现各地循道宗社群需要属灵带领人。他于是开始为这些社群指定“平信徒传道人”来带领他们。到1744年地时候（复兴开始五年之后），已经有许多这样的社群了，他觉得有必要每年举办一次会议，来指导这一场运动。循道宗成为“安立甘教会内部的教会”，正如敬虔运动成为德国路德会教会内部的一场运动一样。

后来，美洲的循道宗有了极大增长，加速了英国循道会与安立甘会的分离进程。1771年，卫斯理在年度会议上呼吁志愿者去美洲服侍。二十六岁的弗兰西斯·艾斯贝利对他的呼吁做出了回应。当艾斯贝利到达费城时，他发现美洲有六百位循道宗信徒。1784年，英国主教不肯为美洲教会按立牧师，卫斯理于是委任托马斯·考克为美洲循道宗信徒的“负责人”。这样，美洲的循道宗就成为了一个全新的宗派。

在美洲循道会的成长的激励下，英国教会和循道会之间的分野更大了。到1795年的时候，循道会彻底从英国教会分离出来。那时，约翰·卫斯理已经去世四年了。

到1791年卫斯理去世的时候，在英国有七万九千名循道会信徒，在北美洲有四万名。到1816年艾斯贝利去世的时候，美洲循道会教会会员已经增长到二十万名。在四十五年的时间里，艾斯贝利按立了四千名牧师。如今，大约有八千万基督徒是从循道会运动的神学根基传承下来的。

……从那时到现在……

► 卫斯理兄弟俩热心向失丧之人传福音，正因如此，他们才开始在田间布道。循道会信徒相信，只有通过认真做好门徒训练，宣教的果子才能保持下来，正因如此，他们才建立起循道会社群。评估一下你的服侍工作。这两个方面你都注意到了吗？你是否在赢得失丧之人归向基督？你是否在给刚归信的人做门徒训练，使他们灵命成熟？若有哪方面偏弱，请讨论怎么做才能加强你的服侍工作？

[1] “圆木学院”后来发展成普林斯顿大学。

[2] 英国教会和安立甘教会这两个术语指的都是英国官方教会。

[3] “我把全世界都看成是我的牧区。”——约翰·卫斯理

的图片和查理·卫斯理[3]

的图片约翰·卫斯理[4]

约翰·卫斯理（1703–1791）和查理·卫斯理（1705–1789）兄弟俩是撒母耳·卫斯理和他妻子苏珊娜的两个儿子。撒母耳是安立甘会牧师，而苏珊娜给她那存活下来的的十个儿女带来极大的属灵影响。

兄弟俩均是在牛津大学接受的教育。他们在求学期间曾为追求属灵成长的年轻人组织过一个门徒训练小组。由于他们在追求属灵训练时“有条有理”，成立不久就被人戏称为“圣洁俱乐部”或“循理会”。

1735年，约翰和查理兄弟俩横渡大西洋来到美洲新建起的佐治亚殖民地宣教。他们二位付出很大宣教努力，但都不甚成功。查理原本就不情愿来佐治亚，来后不久就回到英国老家了。约翰则在不太正式的殖民地社会里坚持要人遵循安立甘会的敬拜仪轨，激起许多人的反对。他也于1737年回到英格兰。

约翰·卫斯理在去往佐治亚的路上遇到一伙来自赫恩哈特的莫拉维亚人。他们遇上一场大风暴，可那些莫拉维亚人却在风暴中平静地唱诗敬拜主。卫斯理见他们毫无惧怕，就上前问他们为何是这样，有一位莫拉维亚人回答他说，他们不惧怕死亡，因为他们确信自己已经得救。回到英格兰后，卫斯理开始探求莫拉维亚人所见证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确据。卫斯理一家人也像当时大多数安立甘会成员一样，他们认为谁也不能确知自己死后是否得救。

回到伦敦以后，兄弟俩开始去登门拜访一位莫拉维亚人彼得·波勒。波勒强调说，因信称义并不仅仅是在陈述教义，而是个人经历。1738年五旬节主日，查理见证说自己有了信心的确据。三天以后，约翰在奥德门大街的一个小教堂里“感觉内心出奇地温暖”。他见证说：“有一个确据赐给我了，那就是他已经拿走了我的罪，他拿走的是我的罪，并且把我从罪和死的律中拯救出来。”

在接下去的五十年里，兄弟俩在不列颠诸岛各处传扬福音。安立甘会的讲坛不接纳他们，他们就效仿他们同工乔治·怀特菲尔德的做法，去户外的天地间布道。

腓利·沃森用如下四句话总结出循道会复兴的信息：[1]

(1) 所有人都需要得救——原罪。在十八世纪的安立甘会信徒看来，人基本上是善的。卫斯理兄弟则传讲说：“世人都犯了罪”，并且在圣洁的上帝面前要受审判。安立甘会的上流社会人士听了这样的信息大为吃惊。白金汉公爵夫人听了循道会的一次讲道后抱怨说：“太荒谬了，竟然有人告诉你说，你的心就像在地上爬行的普通可怜虫一样充满罪恶！”

(2) 所有人都可得救——无限的救赎。加尔文宗教导说，只有蒙拣选之人才可得救，而卫斯理兄弟俩则教导说“叫一切信耶稣的都得永生。”

(3) 所有人都可知道他们是得救的——确据。十八世纪的安立甘会信徒认为很少有人确知他们是得救的。在循道会所传讲的信息中，最为令人吃惊的好消息就是基督徒可以知道他与上帝的关系对不对。

(4) 所有人都可得救，而且得救到极致——完全的基督徒。有人以为，上帝呼召人过圣洁的生活，可这个目标在今生永远无法实现。约翰回应说，上帝的吩咐都是隐含的应许。那呼召我们要圣洁的上帝也会使我们圣洁。[2]

这是循道会信息的核心。随着这个信息在英格兰各处传播，有成千上万人归信了基督，英国社会也经历了极大的转变。这个信息以上帝白白赐下的恩典为基础，而不是基于人的成就。但他也承认人有责任凭信心来回应上帝的呼召。

约翰是组织者。他组织起来的“社群”为门徒训练提供了架构。查理是诗人。他写了六千多首圣诗。这些圣诗把循道会的信息传播到循道会社群之外的广大人群当中。许多宗派的基督徒都会唱卫斯理所写的歌唱确据的那首诗（“我的心啊，你当兴起，抖落罪恶感的恐惧”），还有讲到纯洁心灵的可能性的那首诗（“赞美上帝的心，从罪中得释放的心”）。

所有人都需要得救、所有人都可得救、所有人都可知道他们是得救的、所有人都可得救到极致，这些信息在如今的二十一世纪仍是大有能力的复兴信息。

[1] 见沃森，腓利S.（Watson, Philip S.）所著的《剖析归信：卫斯理兄弟俩的信息与使命》（Anatomy of a Conversion: The Message and Mission of John and Charles Wesley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0)）一书。

[2] “何能如此？

一如我也能得着主宝血权利！

为谁使他如此痛苦？为我他乐受苦至极！

惊人大爱，何能如此？

何等救主竟为我死！”

——查理·卫斯理

[3]Image: "Charles Wesley", Llyfrgell Genedlaethol Cymru –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Wales, retrieved from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Charles_Wesley_(5349088).jpg, public domain.

[4]Image: "Bildnis des John Wesley", by John Greenwood, retrieved from the Leipzig University Library https://www.flickr.com/photos/ubleipzig/17059576182/, public domain.

我们可从发生在英国和美国的复兴学到什么功课？

我们可以从发生在美洲的大觉醒和发生在英国的循道会复兴运动学到好几个重要功课。我们如今在二十一世纪寻求复兴时也应该从这些功课中得到启迪。

首先，这些复兴运动让我们看到，上帝可以用不同的方式、通过不同的人来成就他自己的旨意。乔治·怀特菲尔德是一位极有天赋的演说家，讲起道来声音洪亮，不用放大器就可向三万多人讲道，而且能让听众听得津津有味。

相比之下，约拿单·爱德华兹就不是一位很有能力的演说家。他常常拿着手稿念讲章，而且念得语气迟滞，毫无表情。他的讲章在纸面上是那样激动人心，可听他读出来却毫无激动人心之处。可上帝却一样使用他们二位来点燃复兴之火。

约翰·卫斯理和查理·卫斯理是受训于牛津大学的学者。可毕业于威廉·腾南特创立的“圆木学院”的传道人就没有多少正规的学术训练。可上帝同样使用他们来点燃复兴之火。无论是谁，完全献上为上帝所用的人，上帝一定会通过他们来工作。

其次，这些复兴运动让我们看到祷告的力量。我们在前文中看到了祷告为莫拉维亚人宣教工作带来的影响。我们在这里看到，在英国和美国的复兴运动中，祷告有着同样的影响力。怀特菲尔德、爱德华兹和卫斯理兄弟都是祷告的人，他们在登上讲坛之前都要寻求上帝的带领。复兴临到，是对恒切祷告的回应。

第三，这些复兴运动让我们看到，真正的复兴会带来持久的影响。法国大革命可谓是理性主义时代的高潮事件。可正如我们在前文看到的那样，法国大革命是由一群不信上帝之人所领导的一场大规模流血事件，他们以“自由”的名义屠杀了成千上万人。法国大革命的结局是拿破仑的独裁统治。

发端于大觉醒之后二十五年的美国革命却走了与法国大革命完全不同的道路。领导美国革命的人大多是有着深度信仰的基督徒，他们至少是尊重基督信仰的人士。美国革命的结局是一部保证每一位公民有不受政府干涉的敬拜自由的宪法。

美国和英国没有经受法国大革命那样的恐怖。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这要归功于大觉醒和循道会复兴。这两个国家没有经受法国大革命那样的恐怖，也许是上帝在十八世纪中期的奇妙作为。

你在读本课内容的时候，是不是有似曾相识之感？“那时候的世界和当今世界似乎有许多相似之处”。的确，十七、十八世界和二十一世纪有许多共同点。十八世纪的法国有许多所谓的“知识分子”否认圣经的真实性，二十一世纪也是一样。他们声称说我们不能信任圣经。然而，正如上帝在十八世纪通过莫拉维亚人、循道会信徒、还有其他人带来一场复兴一样，他现今也一样可带来复兴。

在十八世纪，有些基督徒想要逃离世界，他们试图把个人的基督信仰同“世俗”世界的日常生活分离开来，今天也是一样。早期循道会信徒的可成为我们的楷模，他们让我们看到不同的道路，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选择作光作盐。循道会信徒以福音来面对他们所在的世界，英国社会就得到转变。我们若以福音来面对我们所在的世界，上帝也会转变我们的社会。我鼓励你不要只想着逃离世界，要作光，要作盐，要作改变世界的人。或者换句话说，要作耶稣的门徒。

艾斯贝利，弗兰西斯（1745–1816）：约翰卫斯理于1771年差派去美洲的循道会主教。从1784年开始，他和托马斯·考克一起担任循道会在美洲教会的“负责人”。

爱德华兹，约拿单（1703–1758）：美洲神学家，大觉醒的带领人。被认为是美洲历史上最伟大的神学家。

施本尔，腓利·雅各（1635–1705）：德国路德宗人士，他所著之《敬虔的愿望》一书成为敬虔主义运动的奠基之作。1694年创立哈勒大学，这所大学成为敬虔主义和宣教士训练的中心。

卫斯理，查理（1707–1788）：英国圣诗作者（有六千多首圣诗出自他的手笔）。他写的圣诗包括基督徒耳熟能详的《何能如此》和《听啊天使高声唱》。

卫斯理，约翰（1703–1791）：循道会运动的发起人，英国福音复兴的带领人。

怀特菲尔德，乔治（1714–1770）：英国循道会宣教士，神学思想上属加尔文宗。他发起的复兴运动给美洲和英国带来极大的属灵革新。

亲岑道夫伯爵，尼克劳斯·路德维希·冯（1700–1760）：是赫恩哈特的莫拉维亚人的带领人。他所关心的是内心深处的真诚信仰，对普世宣教运动产生过极大影响。

(1) 参加考试。考试也要包括“教会历史重大事件”的事件与时间（1648 – 1789）。

(2) 从历史人物学应用功课：请写出我们可以从下面给出的这三位的教会带领人的每一位学到哪两个具体功课，以供在下一次课上分享。

• 约翰·卫斯理
• 约拿单·爱德华兹
• 乔治·怀特菲尔德

(1) 从1684到1789这段时间可被称作理性主义时代，也可被称作 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 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随后就离开它，让它自行运转。

(3) ____________________是法国自然神论者的领袖。

(4) 理性主义时代最彻底的失败体现在发生于1789年的_____________________。

(5) 发生于德国路德宗教会内部的___________________运动是对正式路德宗教会内空洞正统神学的回应。

(6) 十八世纪的时候，________________伯爵成为莫拉维亚人的带领人。

(7) 英国教会的自由主义者看重______________，反对在敬拜和讲道中出现情感表达，或者说反对“热忱”。

(8) 英国福音复兴的三位带领人是约翰·卫斯理、查理·卫斯理还有他们的朋友_______________。

(9) 循道会复兴的信息可用如下四句话来概括：

(10) 发生于马萨诸塞州北安普顿的大觉醒的带领人是 ____________。